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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外文系陈永国教授莅临我校举行学术讲座“数字文学的先行者:弗朗哥·莫莱蒂和他的《距离阅读》”

发布时间:2021-11-24

讲座开始前,姜小卫教授首先向听众介绍了陈永国教授。陈永国教授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1990-1991);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富布莱特学者(1994-1995),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学者(2008);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教授(2010-2013);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研究员(2012)。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世界文学、西方文论、西方翻译理论和世界文明史。已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学术专著6部,诗集3部,译著40余部。

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陈永国教授开始为大家讲授令人耳目一新的数字文学研究,陈永国教授认为,数字文学这一名称比数字人文更能体现弗朗哥·莫莱蒂的文学观。陈教授引出了弗朗哥·莫莱蒂较早提出并实践的“距离阅读”,指出了学术界对这一名词的误译并指出“距离阅读”在数字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含义。在《世界文学猜想》中,莫莱蒂认为世界文学研究也许可以为文学领域提供一种分析与综合的关系,而不仅仅依靠文本细读,这样文学史不仅是一种新的写法,更是一种更为雄心勃勃的设计。“距离”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条件,是阅读与文本之间的距离。莫莱蒂在研究世界文学时发现文学研究者大多集中于西欧文学,即使是西欧文学,也仅仅是研究所发表之文学的1%的经典,也就是说,还有99%的文学未被阅读,如果文本细读仅仅依赖这样的经典,则无法完成文学史的建构。莫莱蒂在“文学屠宰场”中接着回答,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各国文学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小说中外来形式与本土素材融合的过程中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黑格尔说“世界的历史是世界的屠宰场”,那么,文学的历史就是“文学的屠宰场”,被淹没的文学之多是文本细读根本无法完全囊括,由此而见,文学史的撰写也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接着,陈教授介绍到文学史的撰写有多种方法,并详细解读了“树”的方法。莫莱蒂在“表图,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式”中提出“树”的概念,“树”即树图,即表达层次化数据的可视化方法,由于分析结果呈树状,故称“树”。构成“树”之“树枝”的是文学手法(devices),“线索”能在其中发生最大功能的文类(体裁)是侦探小说。所以莫莱蒂以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中的一个因素——“线索”进行分析,并对比研究了同时期二十余位作者的侦探小说后发现,“线索”这一手法只有在柯南·道尔的小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最终使他的小说得到市场的认可并成为经典。接着,莫莱蒂又以“自由间接文体”这一文学叙述手法进行“树”的分析,“自由间接文体”是间接和直接话语(discourse)的一种独特的混合。莫莱蒂以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一句话为例,“It was the abode of noise, disorder, and impropriety. Nobody was intheir right place, nothing was done as it ought to be. She could not respecther parents, as she had hoped.”指出自由间接引语中存在情感与时间、年代的距离,并对这一手法的变化进行时间梳理,从新古典主义叙述者的“真实”;到詹姆士、伍尔夫等的心理小说中对自由间接文体的偏离;再到乔伊斯作品中对其的全然抛弃,并进入到了无意识层面;最后到拉丁美洲中出现的“独裁小说”。莫莱蒂指出,自由间接文体在时空中的这种游移恰恰是比较文学所要比较的对象。

“线索”和“自由间接文体”属于较小的形式因素,相比之下,散文与韵文则是更大的形式,决定着小说和诗歌两种文类。陈教授认为,诗歌中的韵文因其瞬间的灵感而可以独立成句的,但散文则不然,叙事性与复杂性的建构是散文的特点。莫莱蒂认为,在解决小说作品研究的形式之少而文本数量之多的矛盾时,他提出要从文体上进行算法研究,即利用数字档案对文学进行量化研究。但是在利用档案之前,要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莫莱蒂指出,阅读模式由于小说的增加而发生变化:由过去书籍不足而促成的“精读”和“重读”变成了后来的“泛读”。市场的飞速发展促成了一种这种新的选择性阅读的方式,反过来,这种阅读方式又加快了市场生产的步伐。这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小说发展史上是以三种方式呈现的:小说标题的缩短、改变读者期待的新型标题的出现以及展现标题与特殊文类之关系的量化文体。这些以量化方式研究文学形式的方法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最后,陈教授指出,莫莱蒂在“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一文中提供了文学的算法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人物网络指的是剧中一个人物与另一个人物发生言语交流(不论多少),点(人物)与线(两个人物间的连接connection)构成了人物网络。莫莱蒂运用人物网络理论分析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发现了莎士比亚悲剧中不存在普适性人物,最后初步得出结论:不同网络区的人物使用不同的语言。陈教授认为,从莫莱蒂的“距离阅读”到人物网络理论分析等量化研究已经在西方产生了影响,而在文学理论还停留在形而上学研究的时候,莫莱蒂有意转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莫莱蒂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既要重视文本细读,也不能忽视“距离阅读”。虽然莫莱蒂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是莫莱蒂这样回答;“我宁愿成为一个失败的革命者,也不愿是一位从未尝试过革命的人。”

陈永国教授演讲结束后,祝朝伟副校长从系统性、创新性、跨学科性和启发性等方面对陈永国教授的讲座进行了全面、精辟的总结,并以此鼓励同学们要像莫莱蒂与陈教授一样在文学与翻译领域进行创新性的研究。陈教授的讲座既有前沿性的理论课题又有明白如画的研究案例,所有这一切在他清晰、富有思辨的演讲中,显得生动又充满了学术研究的乐趣。最后的互动环节中,唐昉、李文婷两位老师与五位同学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问题,陈教授进行了耐心而精彩的解答。最后,陈教授表示,文学研究不能因循守旧,要走向创新,并以此获得宏观而博大精深的文学意识。陈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的莫莱蒂的“距离阅读”和数字文学研究领域创新性的研究方法,为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与方向。在场师生在此次讲座中收获颇丰,讲座也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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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外文系陈永国教授莅临我校举行学术讲座“数字文学的先行者:弗朗哥·莫莱蒂和他的《距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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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开始前,姜小卫教授首先向听众介绍了陈永国教授。陈永国教授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1990-1991);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富布莱特学者(1994-1995),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学者(2008);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教授(2010-2013);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研究员(2012)。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世界文学、西方文论、西方翻译理论和世界文明史。已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学术专著6部,诗集3部,译著40余部。

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陈永国教授开始为大家讲授令人耳目一新的数字文学研究,陈永国教授认为,数字文学这一名称比数字人文更能体现弗朗哥·莫莱蒂的文学观。陈教授引出了弗朗哥·莫莱蒂较早提出并实践的“距离阅读”,指出了学术界对这一名词的误译并指出“距离阅读”在数字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含义。在《世界文学猜想》中,莫莱蒂认为世界文学研究也许可以为文学领域提供一种分析与综合的关系,而不仅仅依靠文本细读,这样文学史不仅是一种新的写法,更是一种更为雄心勃勃的设计。“距离”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条件,是阅读与文本之间的距离。莫莱蒂在研究世界文学时发现文学研究者大多集中于西欧文学,即使是西欧文学,也仅仅是研究所发表之文学的1%的经典,也就是说,还有99%的文学未被阅读,如果文本细读仅仅依赖这样的经典,则无法完成文学史的建构。莫莱蒂在“文学屠宰场”中接着回答,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各国文学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小说中外来形式与本土素材融合的过程中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黑格尔说“世界的历史是世界的屠宰场”,那么,文学的历史就是“文学的屠宰场”,被淹没的文学之多是文本细读根本无法完全囊括,由此而见,文学史的撰写也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接着,陈教授介绍到文学史的撰写有多种方法,并详细解读了“树”的方法。莫莱蒂在“表图,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式”中提出“树”的概念,“树”即树图,即表达层次化数据的可视化方法,由于分析结果呈树状,故称“树”。构成“树”之“树枝”的是文学手法(devices),“线索”能在其中发生最大功能的文类(体裁)是侦探小说。所以莫莱蒂以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中的一个因素——“线索”进行分析,并对比研究了同时期二十余位作者的侦探小说后发现,“线索”这一手法只有在柯南·道尔的小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最终使他的小说得到市场的认可并成为经典。接着,莫莱蒂又以“自由间接文体”这一文学叙述手法进行“树”的分析,“自由间接文体”是间接和直接话语(discourse)的一种独特的混合。莫莱蒂以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一句话为例,“It was the abode of noise, disorder, and impropriety. Nobody was intheir right place, nothing was done as it ought to be. She could not respecther parents, as she had hoped.”指出自由间接引语中存在情感与时间、年代的距离,并对这一手法的变化进行时间梳理,从新古典主义叙述者的“真实”;到詹姆士、伍尔夫等的心理小说中对自由间接文体的偏离;再到乔伊斯作品中对其的全然抛弃,并进入到了无意识层面;最后到拉丁美洲中出现的“独裁小说”。莫莱蒂指出,自由间接文体在时空中的这种游移恰恰是比较文学所要比较的对象。

“线索”和“自由间接文体”属于较小的形式因素,相比之下,散文与韵文则是更大的形式,决定着小说和诗歌两种文类。陈教授认为,诗歌中的韵文因其瞬间的灵感而可以独立成句的,但散文则不然,叙事性与复杂性的建构是散文的特点。莫莱蒂认为,在解决小说作品研究的形式之少而文本数量之多的矛盾时,他提出要从文体上进行算法研究,即利用数字档案对文学进行量化研究。但是在利用档案之前,要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莫莱蒂指出,阅读模式由于小说的增加而发生变化:由过去书籍不足而促成的“精读”和“重读”变成了后来的“泛读”。市场的飞速发展促成了一种这种新的选择性阅读的方式,反过来,这种阅读方式又加快了市场生产的步伐。这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小说发展史上是以三种方式呈现的:小说标题的缩短、改变读者期待的新型标题的出现以及展现标题与特殊文类之关系的量化文体。这些以量化方式研究文学形式的方法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最后,陈教授指出,莫莱蒂在“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一文中提供了文学的算法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人物网络指的是剧中一个人物与另一个人物发生言语交流(不论多少),点(人物)与线(两个人物间的连接connection)构成了人物网络。莫莱蒂运用人物网络理论分析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发现了莎士比亚悲剧中不存在普适性人物,最后初步得出结论:不同网络区的人物使用不同的语言。陈教授认为,从莫莱蒂的“距离阅读”到人物网络理论分析等量化研究已经在西方产生了影响,而在文学理论还停留在形而上学研究的时候,莫莱蒂有意转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莫莱蒂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既要重视文本细读,也不能忽视“距离阅读”。虽然莫莱蒂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是莫莱蒂这样回答;“我宁愿成为一个失败的革命者,也不愿是一位从未尝试过革命的人。”

陈永国教授演讲结束后,祝朝伟副校长从系统性、创新性、跨学科性和启发性等方面对陈永国教授的讲座进行了全面、精辟的总结,并以此鼓励同学们要像莫莱蒂与陈教授一样在文学与翻译领域进行创新性的研究。陈教授的讲座既有前沿性的理论课题又有明白如画的研究案例,所有这一切在他清晰、富有思辨的演讲中,显得生动又充满了学术研究的乐趣。最后的互动环节中,唐昉、李文婷两位老师与五位同学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问题,陈教授进行了耐心而精彩的解答。最后,陈教授表示,文学研究不能因循守旧,要走向创新,并以此获得宏观而博大精深的文学意识。陈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的莫莱蒂的“距离阅读”和数字文学研究领域创新性的研究方法,为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与方向。在场师生在此次讲座中收获颇丰,讲座也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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